党史学习教育革命英烈事迹汇编(12篇)

时间:2021-7-7 作者:材料狗

    
党史学习教育革命英烈事迹汇编(12篇)
目录

1、葆有初心,便不惧在最绚烂的年纪死去 2
2、党史故事:巾帼英雄——解文卿 5
3、黄德胜:甘当革命“一块砖” 9
4、将军手枪忆忠魂 13
5、李实行:待到革命胜利日,便是我归来时 16
6、毛泽建:纵湘水呜咽,我心誓死为党 19
7、女红军狮子桥托儿含泪踏征程 22
8、索南达杰与可可西里保卫战 26
9、文立正:日寇未灭,何以家为 29
10、沿着先驱的足迹 33
11、以身许国 求福利民 38
12、殷殷致子书 拳拳爱国心 42

葆有初心,便不惧在最绚烂的年纪死去
罗方禄

常德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所在地,秦汉故地的先民文明开化、民风淳朴、与世无争。
自陶渊明后,常德便成了我国一个独特的文化地标。然而,众人只知古常德的文化和现代常德的经济发展,而近代以来,常德悲壮的革命史鲜为人知。
行走在常德市的街头,漫步在沅水边,观其风貌,听零星数语,现代化的市民气息迎面袭来。常德保卫战留下的悲壮的城市记忆已不多见;英雄烈士可歌可泣的故事,不特意去找寻和挖掘,也不会走进你的记忆里。
然而,这些故事真实、永久的存在于常德的浩瀚历史之中,静待着后人地翻阅、共鸣。
    一、她们:无理论、无作品、无光辉事迹
“敬日事变”后的1928年7月,一支国民党反动派队伍,押着一位年轻女共产党员走向刑场。
在临刑前,她在人群中看到了母亲抱着年幼的孩子,便向刽子手请求,再为孩子喂最后一次奶。这最后一口奶,是生命的源泉,更是革命的延续。见此景,刑场下的老百姓泣不成声,而女共产党员视死如归,为了革命初心,毅然践行着凛然大义。
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名叫王悦贞,毕业于女校。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湖南这片热土上,创建了多所女校,培养了一大批女革命烈士,如杨开慧、蔡畅,她们都在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她们身后,还有众多无名的女烈士,她们胸怀革命浪漫主义,为的是天下苍生。但,她们牺牲太早了,甚至还来不及创设自己的革命理论、发表充满革命色彩的作品,还来不及用余生开创辉煌的事业。
可以说,她们都是“三无”女革命烈士,是中国革命历史里特殊的进步、革命群像。她们看似“无”,实则有,共有的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二、他们:无名字、无故居、无后人
在“湘南起义”爆发所在地的湘南临武,从大山里走出一位早期的共产党人。每年清明节前后,周边的中小学都会组织学生前往祭奠。但,多年来,墓主人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有什么革命斗争故事,也鲜有人能讲述。例行的三鞠躬后,众人便返程,无故居可供凭吊。
后来,听长辈说,墓主人名叫袁痴。
了解“湘南起义”的历史,略得知袁痴与邓中夏都是早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没多久便牺牲了,连可供后人讲述的故事都没有。
同样在临武,在汾市镇的一个山脚下,长眠着十几位年轻的烈士,他们长眠的公墓名为“十八岿”,一个“岿”字概括出了烈士们的革命气概,可他们却永远不能归了。他们为了解放临武而牺牲,同样因为太年轻了,没有留下名字。
在老苏区临武,供人们缅怀的革命历史,被记入县志的革命烈士不多,他们是另一类“三无”烈士:无名字、无故居、无后人,但共有的是初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致敬“三无”烈士,致敬革命先驱
从湘南到湘北,从“三无”到“三无”,在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散落了许多无名之辈,但他们共同的身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驱。
常德较早在全国建立共产党党的组织;较早拥有独立武装力量;较早建立革命政权;较早开展群众运动,是一个十足的革命老区,属于“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早期,常德革命根据地做了许多建设和发展党、推动革命走向成功的试验,一批又一批常德革命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翻阅常德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组编的《常德老区·读本》,里面记载的常德革命组织之多,常德人们开展的革命斗争之多,牺牲的革命烈士之多,让初识常德的人叹为观止,不得不感佩落泪。众多革命烈士们都太年轻了,太勇敢了,都有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势。看了这些,对常德人的精神便可窥见一斑,那源自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已经融入了血液里,成为自然而然的力量。

党史故事:巾帼英雄——解文卿
2021年05月21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星火到燎原,党的发展历程是一幅恢弘篇章。忆当年,在青岛这片滚烫的热土上、在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诸多的历史点滴,亦是初心不改的见证。
在青岛,说起革命先烈,对于“解文卿”这个名字,许多人都很陌生。在2014年我国首个烈士纪念日时,我读到一篇关于描写解文卿烈士的文章,深受震撼,镌刻心头。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探寻英事迹,传承革命精神。
解文卿,生于1929年,莱西市义潭店村人。1945年任青年妇女队长,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支前工作出色,被评为二等功臣,胶东军区授予”支前模范”锦旗一面。1947年秋,被地主还乡团逮捕,惨遭毒刑,坚贞不屈,9月28日被敌人活活烧死。被誉为刘胡兰式的英雄,年仅18岁。
解文卿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里,1940年春,父亲被逼在水沟头(今水集镇)给日本侵略军修碉堡,惨遭毒打,含恨死去;后母亲又在贫病交加中去逝,两个哥哥均已分居。文卿挑起了家庭重担,同年幼的弟弟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1945年8月22日,莱西解放。1946年12月,县、区干部驻义谭店村,文卿以同他们接触。其中县妇救会长战彬,经常组织妇女上识字班,讲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故事,教唱革命歌曲,促使文卿心中萌发了革命思想。她第一个报名为工作队走访当向导、传递通知。第次村里来了解放军,她都为战士号房子、打铺、借炊具、拆洗缝补,样样工作都积极带头。在解放战争中,他不分昼夜地为解放军推磨压碾,筹集粮秣,向前方运送。上级分配赶做军鞋,要求5天完成任务,她4天就完成。在解放高密城战役中,她带领青妇队员,组织女子担架队,连夜转运伤员。在解放平度、掖县城的战役中,她冒着倾盆大雨,往返数十里,连续三次接运伤员,肩被压破,鞋被粘掉,脚划出了血,她全然不顾。她怕雨水感染伤员的伤口,就脱下外衣盖在伤员身上。解放军在水集构筑工事,她亲自往阵地送木板。由于她在支前工作中成绩突出,受到胶东军区的表彰,并获”支前模范”称号。在马仁区评功会上被评为二等功。
1947年2月17日,文卿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妇救会长。在发动土改复查运动时,文卿坚定地站在斗争前列,和其他干部一起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培养骨干分子。在斗争会上,她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主持斗争大会,带头控拆地主恶霸的罪行。在分配斗争果实时,她廉洁奉公,土地、钱财不多要一分一厘。一个地主婆子拿着一大包衣料贿赂她,被她严辞斥退。1947年7月23日夜,混进村政权中的坏分子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抢走了农会的现金和帐簿,又把村指导员解洪善捆起来,胁迫他交出农会大印和枪支,阴谋将解洪善装进麻袋扔进潴河。在这紧急关头,文卿冒雨跑到驻村南小楼的胶东军区某部汽车二队报告,中队负责人陈忠带领几个战士赶去,平息了叛乱,救出了解洪善。
1947年秋,国民党军进攻胶东解放区时,土改中逃往青岛等地的地主恶霸分子组成还乡团尾随国民党回乡。其他村干部带领群众转移,文卿仍在村里坚持工作。敌人离村只有10多公里了,她才到展格庄未婚夫家隐蔽。9月17日,还乡团解家晋、解振汉、解保国窜回义谭店村,进行反攻倒算,屠杀革命干群。几天中,村长李焕忠、职工会长栾洪顺及其女儿、自卫团长李昌恒、贫农李焕瑞之妻等6人被杀。9月27日,解保国威逼文卿的大嫂:找不回解文卿就满门抄斩。文卿的大嫂无奈,只好到展格庄找文卿。文卿听大嫂说明来意后,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连累你们。她毅然随大嫂回了村。
第二天一早,解保国就派人传文卿,二嫂给她舀了一碗高梁面稀饭,她没喝完,就被拖出了门。路上,还乡团用浸过水的麻绳子将文卿绑了起来,押到解家璞的东四间空屋里,讯问土改复查和党的组织情况。文卿闭口不言,又被吊在梁上。解保国问:“谁是共产党员?你都和谁斗过我们?”文卿仍然不语。解保国指示走卒拿着刺槐棍子,对文卿劈头盖脑地打,边打边问,文卿还是一字不吐,于是解气急败坏使劲打,一些家属也动手打。不久,文卿皮开肉绽,昏死过去。被从梁上放下来,稍微苏醒,解保国气急败坏,用绳子绑解文卿的头发,将她吊到梁上,三番五次地严刑拷问,文卿始终未吐一个字。最后,穷凶极恶的还乡团在文卿脚下点燃了一堆麦秧。就这样,文卿从早上8点一直被折磨到下午5点,致使她全身青紫,惨不忍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其就义处建立了解文卿烈士纪念馆。1999年,纪念馆被青岛市政府列为青岛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今天在建党100周年之时,我们一起回顾解文卿烈士为实践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的短暂一生,她的不朽精神将浸润着新一代共党人的灵魂,激励着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进,用英烈的遗志,续写新时代壮丽的青春之歌。
正所谓:碧海蓝天写真情,红瓦绿树唱英雄,共产党人解文卿,永恒丰碑立岛城!

黄德胜:甘当革命“一块砖”
蒋立文
2021年05月28日

黄德胜(1895-1938),壮族。广西恩隆县(今田东县)林逢乡平淇江洪屯人。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翌年当局拉去当兵,因不堪忍受国民党军队腐败,1929年夏从军营逃回家,在家乡积极投入恢复发展农会、建立农民自卫军活动,任林逢乡洪梅村农民协会主席和农民自卫军队长。
百色起义后,任洪梅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村赤卫军小队队长。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打击土豪劣绅的一系列战斗中,率本村赤卫军奋勇杀敌。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11月,红七军北上后,各县赤卫军改编为红七军二一师(后改为独立第三师),黄德胜在红六十二团先后任排长、连长。他常带兵袭击敌人的小股武装,使国民党恩隆县当局坐卧不安。县当局便采用高压手段,勒令其家属变卖家产来悬赏缉拿他,其妻逃到深山躲藏,两个男孩也被敌兵折磨致死。这些,更加激起他对国民党的仇恨,更坚定了革命决心。
1932年4月,黄德胜为右江下游军事小组成员。此后,在中共右江下游临委、党委领导下,黄德胜协助整顿红军,带领部队在右江下游打游击,拖住敌部分兵力,减轻东凤根据地压力。后被派到中越边、滇桂边开辟新区。
1934年5月,黄德胜奉命从富州带信到右江下游,汇报开辟新区工作情况。同年7月,又从右江下游到达云南富宁的七村九弄,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宣传发动群众,组建边区革命游击武装。12月初,黄德胜领导劳农游击队和赤卫军,在七村九弄一带举行暴动,镇压当地反动乡村长和土豪劣绅,创建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此后,滇、桂当局多次派兵“围剿”,黄德胜等率领劳农游击队反击,粉碎敌人进攻,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1935年5月,广南县黑支果区牛滚塘苗族首领王开洪因受不了官府和恶霸的重欺压,揭竿反抗,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黄德胜便派人去与苗王协商,将其部队收编为劳农游击队牛滚塘独立大队。接着,他率游击队600多人进攻富宁县城,同时派支部队攻打剥隘,歼敌百余名。后来敌援军抵达,集中力量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根据地遭到残酷的破坏。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黄德胜沉着果断,指挥部队避敌锋芒,击其薄弱,粉碎了滇军的“围剿”。后率队到靖西县中越边界地区进行休整。
1936年7月的一天,为了扫除从者桑到九弄之间的障碍,扩大游击区,黄德胜率领200多名游击队员,从驻地急行军,深夜到达皈朝。在夜幕掩护下包围驻皈朝之敌,他瞄准战机发出战斗号令,战士们向敌各据点发起猛烈冲杀。敌人从梦中被枪声惊醒,惊慌失措,来不及反抗,纷纷举手缴械投降。这一仗俘敌100多名,缴获步枪100多支及一批弹药。
农历八月十五日夜,由于放松警惕,游击队驻那达司令部被敌偷袭。在总结经验教训会上,黄德胜主动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1937年2月,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在剥隘等地区的失败,实施了“滇黔桂三省会”计划,企图消灭边区游击队,桂军马玉堂部和民团气势汹汹地向剥隘北部的那泼进发,一路上见群众就杀,见民房就烧。
黄德胜等领导人研究后,决定利用那泼的地形设伏。某天,敌人进入埋伏圈,长枪队一齐开火,先将骑在马上的马玉堂击翻落地,敌兵也随之被击毙200多人。游击队即发起冲锋,很多敌兵被赶入驮娘江中淹死。尔后,游击队四面出击,伺机打击各路“围剿”之敌。至10月,国民党当局的“三省会剿”计划,在游击队的沉重打击之下,以失败而告终。
同年12月下旬,由于桂西区特委书记黄桂南的错误指挥,黄德胜和李修学等人,将集中起来的400多名游击队员开赴田阳县接受国民党改编,任抗日义勇军第八独立团党代表(政委)。后来,国民党当局诱骗游击队的阴谋进一步暴露,黄德胜才知道上当,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改编。1938年2月13日,黄德胜在田州镇右江河旁与第八独立团团长韦高振谈心,劝其不要把游击队编入国民党军队,但韦叛变决心已定,非但不听劝说,反而乘机开枪将黄德胜杀害,黄德胜牺牲时,年仅43岁。

将军手枪忆忠魂
邹大鹏
2021年4月7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做亡国的奴隶,还是用生命去抗争?
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的一把手枪,就是当时最有力的回答。
此枪为国家一级文物,美国造,马牌,长20.5厘米,重1.2千克,枪号80292。这把手枪的主人是赵尚志,东北抗联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与杨靖宇并称“南杨北赵”。
1908年,赵尚志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县,1925年进入哈尔滨许公中学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白山黑水,朔风割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历史上抵御外侮至为悲壮的一支部队——东北抗联,开展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他们不仅要以死相搏、突破日伪军层层围剿,还要直面挑战人类极限的恶劣生存条件,在极寒冰冻、缺衣少粮、弹药断绝中赓续民族烽火。
九一八事变后,赵尚志投身抗日斗争,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等职,指挥了攻打五常堡、宾县和冰趟子伏击战等著名战斗。日寇对他闻风丧胆,无奈感慨“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悬赏万元通缉,叫嚣“一两肉一两银,一两骨头一两金”。
日寇对赵尚志制定了恶毒的诱捕计划,侦知他在萝北、鹤立和汤原活动,令特务刘德山以收山货为名,寻找抗联并打入内部。
1942年2月12日,凌晨。原计划袭击梧桐河金矿伪警察分驻所和警备队的赵尚志,背后遭遇刘德山的黑枪,腹部中弹受伤。他忍着剧痛回身用手枪连射两枪,当场击毙刘德山。伤重难行的他,将文件包交给战友并命令撤退。
据敌伪档案记载,重伤昏迷被俘后,赵尚志仍不屈斗争。面对日伪军审讯,他怒目而斥,“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了祖国,还不觉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
受伤八小时后,英雄血尽。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请功,将遗体抛入松花江冰窟中。
在残酷的斗争中,东北抗联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大多战死,仅军以上指挥员就牺牲30多位,占半数以上,有的身陷重围战斗到孤身一人壮烈牺牲,有的受伤被俘遭剜目割舌砍头,仍坚贞不屈。
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当地公安人员找到了赵尚志将军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献交,成为镇馆之宝。
为纪念英雄,哈尔滨市新城大街更名为尚志大街,他战斗过的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他牺牲的村子更名为尚志村。
将军血荐轩辕,转瞬已近八十载。抗联老战士李敏生前数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每次谈及逝去战友都泪流满面:“我们弹尽粮绝被日伪军围困了三天三夜,几个刚刚突围的同志忍不住趴在沼泽里喝泥水,结果没喝几口就被追来的敌人打死了。树皮、草根在最孤绝残酷时期,也成了‘奢侈品’;因为缺少子弹,每一粒枪弹和补给都要从敌人手中缴获,战斗时要同时背几条不同的枪;密营为防止暴露不能生火,许多战士生生冻掉了手脚……”
然而,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却从未退却,在黑土地上前赴后继,留下层层鲜血浸泡过的颜色,镌刻下“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的誓言,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回望历史,可以凝聚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东北烈士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解中,人们或低首致敬,或凝神长思。

李实行:待到革命胜利日,便是我归来时
熊仲荣 张英豪

1923年11月,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遭反动军阀镇压,农运骨干被迫转移。
岳北农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李实行,匆忙中转移到安源,来不及告知家人。随后,李实行的父亲被捕入狱,妻子唐金云避捕流落异乡,四处寻找丈夫。
听说丈夫在上海,唐金云坐了7天船赶到上海。回到衡山后,又听说在安源,便立刻动身前往,才终于找到丈夫。夫妻俩在安源度过了短暂的甜蜜时光,唐金云在那里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1925年,中共党组织选派李实行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之后,他又到衡山、武汉从事革命工作,夫妻常生活在一起。1928年春,李实行毅然参加浏东游击队。严峻的战斗形势下,两人不得不分离,唐金云回到家乡。后来,李实行参加平江起义,率部在湘鄂赣边境开展游击战、运动战,被彭德怀称赞“治军有方,游击有术”。毛泽东也多次称赞其为“难得的骁将”。1930年,时任红军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师长的李实行带领队伍两次攻打长沙时,顺道回家看望亲人,对妻子讲:“在家等我,革命胜利后我就回来!”
此后,唐金云就再也没有收到丈夫的任何消息,她的家人受尽苦难。
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她是红军师长李实行的家人后,霸占了她家的房子和田地,多次派兵抓捕她。一次她不幸被捕,押送到衡山去砍头,途经白果涓水大桥时,被原同盟会会员、当地名人唐群英拦住并救了下来。
李实行的爷爷被反动派抓进大牢里受尽屈辱。去世之前,他反复叮嘱亲人:“我死后,棺材下要垫上四块青砖,不准落葬。我要等我孙子回来给我报仇。我要等他回来给我落葬。”
李实行的父亲在家人中是最早知道当红军的儿子牺牲消息的,但他没有跟家里人透露半个字,一个人闷闷不乐,于忧愤中去世。
唐金云成了全家的顶梁柱。她一个女子无依无靠,只能带着四个儿女、一家老小流浪,居无定所,苦苦等候。五年、十年、十五年,孩子已成家,青丝变白发,可还是没有等到她最亲爱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唐金云多方打听,自己的丈夫却一直杳无音讯。无奈之下,她鼓起勇气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指示下,湖南省有关领导来到她家,告诉她李实行的情况。
原来1931年8月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李实行就英勇牺牲了,葬于江西省兴国莲塘。可这不是她要的结果,她要的是当红军的丈夫实现当初的承诺,革命胜利后就回来!
后来在各方的支持下,丈夫的亡灵于1956年12月移回衡山。1957年1月,在衡山县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随后烈士遗骸葬回老家。在苦苦等待近三十个春秋后,离家的丈夫终于归来,回到家人的身边,长眠在门前的小山上,不再离开。
随同烈士遗骸唯一留存下来的遗物,是丈夫牺牲时所穿红军军装上的衣扣。唐金云把这些衣扣收藏下来,并把其中的一枚随时珍藏在胸口的衣袋里,不让片刻离开自己的身体。
当年的农历九月,秋风刮起的日子。唐金云怀揣丈夫的衣扣,溘然离世,时年59岁。

毛泽建:纵湘水呜咽,我心誓死为党
熊仲荣、张英豪

旧时,衡山古县衙附近有一大牢,用于关押犯人。民国时期,大革命失败之后,这里成为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县监狱,国民党反动派用尽各种酷刑折磨他们。
毛泽建,1905年出生,又名达湘,小名菊妹子,毛泽东的堂妹,湘潭县韶山冲人。1921年在长沙入团,1923年入党。尔后,在衡阳、衡山、耒阳等地组织学生运动,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发动武装暴动。在衡山期间,曾任衡山县委妇女运动委员、女游击队长等职。
1928年5月,在耒阳夏塘铺的一场战斗中,毛泽建不幸被捕,后被井冈山下来的一支队伍救出。此时她即将临产,只得藏匿在当地一位孤老婆婆家里,生下了孩子,取名艰生。不料,孩子的哭声惊动了正在搜查的挨户团,毛泽建再次被捕。敌人以她系“毛泽东之妹,负该党重要职责”,把她从耒阳押到衡阳。
1928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又以毛泽建在衡山从事过共产党的工作为由,将她押解至衡山,关在县监狱。
敌县长鲁庆煊施展淫威,亲自提审毛泽建。他趾高气扬地来到毛泽建面前,问她叫什么名字,毛泽建昂首回答:“我叫共产党!”“哼!姓毛的,今日落在我的手里,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供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登报自首;一条是黄泉路。”“要杀就杀,何必啰唆!”鲁庆煊表示不相信共产党人不怕死,毛泽建放声大笑道:“革命者不怕死,怕死不当共产党!”
他们对毛泽建进行威逼利诱,多次审讯,妄图从她身上捞取我党的重要机密,却始终一无所获。面对敌人的酷刑,毛泽建坚贞不屈,毫不动摇。敌人恼羞成怒,下令对她用鞭子抽,用杠子压,拔指甲,灌辣椒水,甚至残忍至极地用烧红的铁丝穿透她的乳房。这是对女性身体的摧残、人格的侮辱、精神的凌虐。
酷刑用尽,得到的口供却还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敌人无计可施,派叛徒彭瓒对她劝降,却被她一顿臭骂,“要我投降,除非日出西山,湘江水倒流。”
在毛泽建受尽折磨,浑身血迹,奄奄一息之际,丈夫陈芬的姐姐陈淑媛赶来看望她。这时,毛泽建提出想见见儿子艰生。而此时艰生早就因为没有奶吃而夭折了。陈淑媛不忍心将这消息告诉弟媳,于是含泪从老乡的家里借来一个婴儿送给毛泽建看。见毛泽建抱着婴儿亲个没完,陈淑媛只能在一旁失声痛哭。
在大牢里被关了一年多后的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戴着手铐脚镣,被押解到衡山县城马王庙坪。她高呼“今天,杀了我一个毛达湘,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毛达湘站出来!”“中国共产党万岁!”后,被敌人残忍杀害。
衡岳敛容,湘水呜咽。24岁,如花的年纪,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毛泽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毛泽东主席家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烈士。

女红军狮子桥托儿含泪踏征程
唐柳倩
2021年06月02日

1934年,湘江战役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在两河镇古岭头被桂军咬住,两军交战难舍难分,最后在红五军团十三师的掩护下,才从古岭头艰难突围。
突围的红八军团后勤部队沿着上刘村经石脚盆天坑的路线前行,准备翻越天险仙人桥。而队伍中有两位身怀六甲的孕妇,一位是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另一位是名叫春花妹的女红军。当时春花妹的肚子已经大了,导致行动不便,在翻越天险仙人桥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春花妹动了胎气,肚子开始阵痛。
“不好,这是要临产了。不行,孩子你要坚持住啊,不能耽误部队行进。”春花妹摸着肚子说道。
尽管春花妹已经竭力隐忍,但一阵接一阵的阵痛让她寸步难行,豆大的汗珠也沿着下巴一滴一滴落下。春花妹的异样引起了曾玉的注意,同样怀孕的曾玉意识到春花妹是快要临产了,她连忙向周子昆报告商量解决办法。眼看着追兵越来越近,为了不影响正在急行军中的大部队,周子昆和曾玉只好用担架将春花妹带出了行进中的队伍。
像是上天垂怜一般,路边正好有一块巨石挡住了人们的视线,稍加布置便可以成临时产房。春花妹被抬进去等待分娩,但由于胎位不正导致了难产,疼得她在草地上翻滚、大哭。
周子昆和曾玉在焦急的等候,但古岭头的枪炮声已经越来越近,敌人就快追上来了,继续拖延就会很危险。
“现在负责断后堵截敌人的是哪个部队?”周子昆问道。
“报告师长,是红五军团十三师部队。”警卫员回答道。
“好!你马上去报告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目前有一位女红军正在生产,请他务必顶住!”周子昆将身边警卫员派去传达消息。
陈伯钧收到消息后立即表示:“没有问题,一定保证她平安生产!”并立即命令后备团的战士勇猛阻击。
“师长!我们已经牺牲很多战士了,为了一个孩子难道我们要牺牲更多的战士吗?”战士们十分不解。
“我们今天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陈伯钧语重心长地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到三公里外的砖瓦岭战斗空前激烈,每拖延一分钟,战士们的生命就会多一份威胁。
“哇……”临时产房终于传来一阵婴儿的哭啼,孩子终于落地了,是个男孩。此时的红五军团十三师部队已经在前线抵挡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传来女红军已经安全生产的消息,这才撤下火线。
孩子和昏迷不醒的春花妹被担架抬着,随着后卫部队赶往石塘。经过连夜行军,12月1日上午,春花妹一行人来到了石塘圩,并在狮子桥休息整顿。
“春花妹,我知道孩子刚出生这样说不合适,但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孩子不能跟着部队。”周子昆说道。
“他父亲正在前方流血,还不知道他的孩子是个什么模样,这样送人于心何忍?”春花妹眼含热泪地说。
正在犹豫之际,前方又传来中央军委催促尽快过江的电令。即便有再多的不舍,但为了党,为了理想和信念,春花妹只能找了一块破布,流着泪将孩子包好,塞了一封信和十块银圆,在石塘圩找愿意收养孩子的乡亲。
由于当时桂系的反动宣传,很多人虽然想收养这个孩子但却不敢收养,因为收养收容红军,那可是杀头的重罪。这时商人蒋百福站了出来,接过了孩子。
“妹妹,孩子就放我这里,我们两口子会当自己孩子一样疼爱的,你放心赶路。”蒋百福抱着孩子说道。
还来不及道别,春花妹就随着部队开拔渡江,含泪踏上了征程。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春花妹在留给孩子的信中写道:“孩子!希望你长大后,不要怨恨你父母狠心地把你留在这里。你知道我是多想把你带走,但该死的白匪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因为你的父母要为中华苏维埃而战斗,实在没办法把你带在身边!”
孩子一天天地长大,村里的老人们都喜欢叫他“红军崽”,并告诉他,他的父母是骑高头大马走的。“红军崽”每天都在等着父母骑着高头大马回来接他,但始终都没有等到。因为他的父母在为中华苏维埃战斗,为新中国而战斗!

索南达杰与可可西里保卫战
2021年03月29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可西里地区的藏羚羊遭到大批偷猎者无情的猎杀,一度濒临灭绝。1992年,时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副书记的索南达杰挺身而出,带头创立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公开向盗猎盗采分子“宣战”。曾经担任索南达杰秘书的扎西多杰说,当时的工作环境异常恶劣而且充满危险。
扎西多杰:索南达杰进去工作一段以后,他得出来的他的一句话就是说,可可西里不是无人区,是无法区。所以它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没有任何的管理措施,也没有管理主体,就完全是一个黑吃黑的状态。
在担任西部工委书记期间,索南达杰先后十二次进入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抓获八伙非法持枪盗猎集团,有力地打击了盗猎活动,同时也更坚定了他心中的目标——成立一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这位铁骨铮铮的藏族汉子曾立下壮言:如果保护可可西里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没成想却一语成谶。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押送盗猎分子时突遭袭击,在无人区与18名持枪盗猎分子的搏斗中壮烈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0岁。
纪实寻访节目《闪亮的名字》:
犯罪分子:索书记啊,索书记,咱们谈一谈嘛!
索南达杰:你杀了我那么多羊子,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犯罪分子:索书记啊,现在你的人在我们手里,枪也在我们手里,你把皮子还给我们吧,把事情私了了,完了嘛。
索南达杰:出去,我跟魔鬼不做交易!
第二天,人们找到索南达杰时,发现他的遗体已经被可可西里寒冷的风雪冻成了一尊不屈的冰雕。他俯卧在地,双目圆睁,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
索南达杰的长子索南仁青:我父亲每次进山,他会把准确的日子给我们发过来,完了以后,什么时候到家的日子也给我们发过来,但是唯独这一次什么时候到家,他就没写,可能他可能自己知道了,他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有可能是进去了就出不来。
在索南达杰守护可可西里的540多天里,共有354天是在可可西里度过的,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位为保护野生动物而牺牲的政府官员。索南达杰牺牲后,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保护站在可可西里建立。人们对这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大自然之子的评价是:党的优秀干部,藏族人民的好儿子。
索南达杰的战友靳炎祖:他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他看到这里,现在就是我们当时期盼的那种政策。重视环保,改变家乡的面貌。
1995年,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两年后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7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索南达杰,这位伟大的“环保卫士”,这位孤独的先行者,用他纯洁的生命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文立正:日寇未灭,何以家为
熊仲荣 张英豪

西汉时期,大将霍去病饮马瀚海,封狼居胥,面对汉武帝的府邸封赏,他却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两千多年后,日寇疯狂侵我中华,文立正毅然投笔从戎,浴血抗战。当继祖母急迫催问婚事时,他也做了相似的回答:“我们在外只谈工作,根本不顾私事!”意思是:抗战不胜利,根本不考虑成家。
文立正,原名文立徵,字国遒,湖南衡山人。1911年4月出生在衡山县东湖镇天柱村一个军官家庭。6岁时,在家乡的私塾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老师的循循善诱,使他从小就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4年9月,文立正考入当时北平四大名校之一的辅仁大学,开始了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活。或许出于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或许出于对辅仁大学、对化学系的无比热爱,他总是过着刻苦的生活。清晨,太阳刚刚升起,他便起床开始背诵英语单词;上午,认真听取老师授课,做好课堂笔记;下午,几乎每天都呆在实验室,在老师的指导下做实验、写报告;晚上,则到图书馆翻阅各类书籍和资料,充实自己的知识。当别人在睡懒觉时,他却早已起床学习,当别人下课后游玩时,他却在认真读书、做实验。闻鸡起舞的生活,使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即使是面对从未接触过的全英文授课,他也能很快适应。在与弟弟往来的书信中,常能见到他用英语交流思想。平日里,他课余时间看书累了,便拿出口琴吹奏,同学们也十分喜欢听他吹奏出的优美旋律。
在外求学的文立正,心中总挂念着亲人。他怀着满腔热忱经常给读高中的弟弟文立徽写信,勉励弟弟立志报国,“今夜一过,明天又是新年,你应当仔仔细细想想你所要做的事,如何准备你的将来,对着全国、全世界。”他告诫弟弟求学成材,“我希望‘你的面巾上有因打球流的汗,也有因读书流的汗渍’。”“一个人能解决吃饭问题,固然重要,但我以为终身毫无学问上的享受,何不长眠以休乎!”他的家书里,更有许多教诲弟弟修身养性、关心国事的言语。一份份家书,一句句嘱咐,表达了一位有理想有抱负青年的爱国之情,也传达了他对弟弟、对家人的深深爱意。
校园读书期间,文立正经常关注时事政治。当时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华北,祖国大片河山落入敌手,国民党政府竟奉行不抵抗政策,抗日的前途在哪里?国家孱弱、社会黑暗、官吏腐败,谁又能拯救中国?这些都是他苦苦思考的问题。
在一次庆祝大会上,文立正听到一位共产党员号召人民团结抗日的演讲。他激动不已地说:“我过去长久思考的问题,现在总算有了答案,我看,抗日的前途就在这些共产党人身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来,参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让文立正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对抗日救亡的迫切渴望;《八一宣言》的发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更让文立正深深感受到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决心和真诚。从此,他下定决心一心一意紧跟共产党走,为党的事业、为抗日救国奉献一切!
1937年6月,文立正毅然办理大学退学手续。当时他已读大三,大学毕业指日可待。退学抗日,不仅意味着他将离开喜爱的大学,热爱的学业,更意味着他将出生入死,远离亲人。可是个人事小,国家事大,他知道抗日前线正需要热血青年的英勇献身,共产党的事业正需要追求者的勇往直前,他坚定地表示:“不赶走日本强盗,我再不返校园!”
1938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事业。他远离家乡亲人,全身心投入对敌斗争,先后担任山东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军政训处副处长、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鲁南军区第一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尼山支队政治处主任、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鲁南军区独立支队代理政委兼铁道游击队政委、中共鲁南区二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他转战南北,浴血沙场,率领队伍爬飞车、断铁轨、炸火车、袭洋行、毁桥梁、夺机枪,打得日寇丢盔弃甲,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神出鬼没的对敌作战战术,使他很快成为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后来我国家喻户晓的著名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政委李正,便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人物。
在为理想奋斗的道路上,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结下生死情谊的战友中,也有如花的少女与他互生情愫。可是国家危难、时局动荡、战火无情,内心相爱的两人相识几年后便只能天各一方,难有音信来往,至死都没能互诉衷肠。
1945年2月22日,文立正在临城县六区(现属滕州市)开展工作时,因叛徒告密,遭敌伪突然袭击,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4岁。
2015年8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第二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文立正名列其中。

沿着先驱的足迹
解放军报
2021年04月01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尤其怀念建党初期那些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崛起而抗争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也许是他那张留着浓浓八字胡的旧照的缘故,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他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时已是一位老者。其实,当1927年4月他在刑场上面对敌人的绞架,发出“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的呼声时,还不到38岁。而写出《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时,他才20多岁。
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年轻的生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活力,产生了穿越时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了寻觅先驱足迹的旅行。
李大钊的故居,坐落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新城区大钊路。故居坐北朝南,呈长方形。高台阶、黑大门,分为三进的宅院,是一座典型的冀东农村庄户的格局,占地面积千余平方米。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这家院落东厢房的北屋。东厢房是其伯父李任元的私塾学馆。李大钊自幼好学,少年时一有空闲就读书、写字,深得家人尤其是作为私塾先生的伯父李任元的赞赏。18岁那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6年后,他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立下“拯救中华”的志向,愿意一生为学习传播践行这个伟大主义而奋斗。
我凝望着故居院子里的那尊李大钊半身雕像,感受那张冷峻而又饱经风霜的脸上透出的睿智光芒。儒雅的眼镜后面,一双明眸好似两把欲穿透黑暗的利剑。整个躯体宽大舒展,洋溢着一股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在李大钊故居一棵茂密的丁香树下,我动情读起与先驱同乡的现代著名军旅诗人峭岩为李大钊写的长诗《烛火之殇》:“我一次又一次返回那片热土/站在家乡高粱大豆的田野/我常常怀念他/我认定他是我的另一个父亲/他的精血未孕育我的肉体/他的精神却使我茁壮成长……”是的,今天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情怀:那些“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革命先驱,正是为我们这个共和国带来福祉的父辈!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沿着先驱的足迹,我又来到北京故宫东北角、五四大街北侧。这里有一座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工”字形近代建筑。100多年前,它曾是北京城颇具现代气息的建筑之一。因与北京大学的渊源以及红色的外观,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北大红楼”。这里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到中国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这里,留下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追寻真理者的不朽足迹。
北大红楼建于1916年,这里曾是北大校部、文科和图书馆所在地。红楼一层的东南角,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119号房间。办公桌上,那本1919年的台历,纸页已经泛黄卷曲,时间刚好停留在5月4日。1918年,留学回国的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就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写下《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青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称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让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响彻大江南北。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在这里第一次走进了中国的大学。李大钊除了管理图书馆事务、撰写文章、指导进步学生活动外,还陆续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引入课堂教学中。
饱经风霜的北大红楼呵!我想请你告诉我,当时北大是怎样一种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氛围?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鲁迅,连同此前已在北大教学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学界名流,活跃在师生中间。他们所激起的青春热血,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饱经风霜的北大红楼呵!我想请你告诉我,李大钊为何让“二十八画生”成为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当时,毛泽东从湖南长沙到北京,几乎成为穷困潦倒的“北漂”一族。杨昌济来到北大图书馆,找到李大钊,推荐他的学生毛泽东,想让李大钊给他谋一个差事。李大钊一口应承下来,并让毛泽东给自己当助理员,“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月薪8元”。这给了毛泽东一个在京城生活下去的饭碗,更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曾对斯诺谈起这段经历,说虽然“职位低微”,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
饱经风霜的北大红楼呵!我想请你告诉我,1920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京,李大钊是冒着怎样的风险,护送刚刚出狱的陈独秀到天津,而后顺利转移到上海?当年出京城的骡车上坐着的那位账房先生,留着八字胡,戴着金丝边眼镜,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满是账本的提包。另一位年龄稍大,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背心满是油污。就是靠着这样的装束,他们俩躲过了随时可能射来的明枪暗箭,边走边商议着建党大计。这段“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里,蕴涵着怎样的胆识和智慧!
1920年的10月,就在这间李大钊办公室里,北京共产党小组秘密成立,与同年8月成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遥相呼应。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又是怎样的一种激情?同年底,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他每月从自己的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还是在这里,李大钊指导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协调各地建立党团组织,为革命运动培养骨干力量。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有了国内最早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首个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图书室,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积蓄着力量。
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100多年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地广泛传播,迎来东方大国的新曙光。
李大钊的墓地,在北京香山东南的万安公墓内。这里同时有这位革命先驱的事迹图片展和文物陈列室。我来到这里时,但见飘飘洒洒的细雨中,一队队少先队员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拜谒革命先驱墓地,敬献花篮,举手宣誓。是啊,这就是红色基因在传承。革命先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事业,一定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以身许国 求福利民
蒋立文
2021年06月01日

黄治峰,1891年8月出生于奉议县甫圩乡篆虞村(今百色市田阳区百育镇新民村篆虞屯)。192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0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从南宁挺进右江,准备举行百色起义。军械船到达平马镇时,黄治峰奉命率领马驮队去搬运枪支弹药。10月28日,黄治峰率领恩奉农军300多人配合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在恩隆、奉议等地消灭反动敌军,为百色起义准备工作作出贡献,得到邓小平、张云逸的赞扬。
12月11日,黄治峰率领奉议县农民自卫军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编入红军第二纵队第三营,任营长、中共右江特委委员。1930年3月,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决定,抽调各县赤卫军组成4个警卫营,并成立右江赤卫军指挥部,由黄治峰担任总指挥兼奉议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右江赤卫军有四个直属常备营,一个警卫连。黄治峰不辞辛苦,夜以继日深入指导军事训练,做思想政治工作。他常头戴竹叶帽,脚穿旧草鞋,生活十分简朴,在赤卫军里被传为佳话。
1930年7月25日,黄治峰颁发《目前工作任务》的通令和关于捍卫红色政权的通告。并组织运输队、交通队、侦察队、宣传队和慰劳队,还组织力量到篆虞村搞土地革命试点。他家只要了每份600斤的田产,其他农户每份分到800斤。
1930年8月,右江赤卫军改编为红七军第四纵队,黄治峰任第四纵队司令员。在敌人大举进攻右江根据地时,黄治峰根据上级指示,把黄金3斤12两、光洋17箱等财物交给他的堂兄,赤卫队员黄经正保管。1930年10月6日,红七军奉命北上前,他回到篆虞村,提取放在老家的红七军财物。他的堂兄黄经正考虑到他这次远离故乡,他的父母已是风烛残年,5个孩子年纪尚小,以后家庭生活将会十分困难,劝他留下一些钱物,赡养家庭。
他婉言向家人解释:“这是红七军的军饷,一个铜板也不能动。部队北上远征,军费开支很大,家里再困难,也不能增加部队的负担。如果我们家里有金银,就算埋在地下10丈深,也要挖出来支援革命。”他想了想接着说:“钱物不能留了,给你们留下1支枪吧,你们拿着它,和地主豪绅、白军民团作斗争,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于是,他把1支江南造单简步枪和15发子弹交给他的侄儿、赤卫队员黄耀祖。黄耀祖用这支和敌人作斗争,直到解放后,才把它交给甫圩乡人民政府。
黄治峰还对他的爱人罗媒姣说:“不是我狠心,丢下你们不管。我出去干革命,正是为了搭救千千万万的穷苦人,为了子孙万代都能过上好日子。替我好好服侍老人,教育好孩子,让他们都成为革命的好后代。”听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罗媒姣激动得热泪盈眶。
11月8日,红七军在河池整编后,第四纵队编入第二十师,黄治峰先后担任二十师副师长、红七军副官处处长,率部随军出征北上江西。在转战途中,每次战斗,他总是亲临前线,了解敌情,协助李谦师长实行正确的指挥,尽量减少部队的损失。同时,经常深入连队,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关心战士的生活,维护部队的纪律,以巩固部队。1931年1月,部队在贺县桂岭整编后,黄治峰改任军部参谋处长。
1931年2月,红七军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被敌包围,一夜恶战得以突出重围,连夜行军,宣传员谢扶民生病昏倒在地。黄治峰把自己的马拉到他跟前,连声催促:“快上马,都是阶级兄弟,用不着客气。”梅花战役后,邓小平、李明瑞指挥的五十五团渡过了乐昌河,张云逸、龚鹤村率领的五十八团和军直机关部分人员因敌封锁,被迫撤退。经过曲折辗转,到达上游渡口,河面无船,部队无法通过,黄治峰寻来一只木船,亲自摇摆渡,摆脱敌人的追击。
1932年秋,新桂系军阀大举“围剿”右江苏区,韦拔群遇害后,党中央为加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决定派黄治峰重返回右江地区领导革命工作,他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告别战友,告别中央苏区,踏上归途。临行前,部队为他开欢送会,张云逸为他饯行。黄治峰领了120元光洋和3个金戒指,化装为阔绰客商,由东兰籍党员战士韦伍和一名瑶族战士陪伴,离开中央苏区,在兴安途中,黄治峰不幸被韦伍谋财害命,牺牲时年仅41岁。
“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黄治峰的忠骨没有葬在故乡,他的英名却永远镌刻在广西人民心里,犹如巍巍青山,永垂千古。

殷殷致子书 拳拳爱国心
周圆
2021年4月6日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1936年8月2日凌晨,东北大地,一辆疾驰的火车上光影交错。一名身形瘦削、形容枯槁却神情坚毅的女子,正俯身疾书。她在赶时间,这趟车的终点她再清楚不过——位于黑龙江珠河县的刑场。
一身粗布红衣、一把手枪,骑着白马冲锋于林海雪原间……这是她战斗时的模样。她叫赵一曼,是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出生于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她可以选择的人生是:穿绫罗绸缎,在安逸与舒适中度过一生。
彼时国家风雨飘摇,这名大家闺秀自问“女子缘何分外差”。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她,剪碎裹脚布,走出大宅院,走上为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
1926年,21岁的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跨江渡海走天涯”,先后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学习,回国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宁儿,是赵一曼儿子陈掖贤的乳名,取安宁之意。可国之将亡,家何以宁?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赵一曼“誓志为人不为家”,将不到两岁的儿子托付给亲友,隐姓埋名,只身奔赴东北。
此去经年,母子生死两茫茫。
在东北地区,赵一曼文能发动群众,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武能红妆白马,威震敌胆,被当地战士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1935年11月,掩护部队突围时,一颗子弹击中赵一曼的大腿,后来她不幸被捕。
狱中,辣椒水掺杂着汽油,顺着塞在赵一曼喉咙的竹筒灌入,等到肚子膨胀起来,杠子重重压上去,辣椒水和汽油从口鼻中溢出。整整九个月,各种酷刑轮番施行,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敌人想要的任何信息。
“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日军档案如是记载。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挥毫而就的《滨江抒怀》中,血与火铸就的信念,舍身殉国的豪情,倾泻于字里行间。
1936年8月1日,从赵一曼口中得不到有用情报的日军,将她押上开往珠河县的火车。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目的地越来越近,赵一曼的笔触愈发仓促与悲切。
160余字的家书,字字断肠:“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而这封绝笔家书也在战火中不知下落。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放映。荧幕前的宁儿泪眼婆娑,那时他正四处苦寻母亲李坤泰。几年后,组织确认赵一曼就是李坤泰,并在日军审讯档案里发现了记载家书的资料。
20余载,家书终抵家。
《滨江抒怀》的报国之意,绝笔家书的舐犊之情,穿越时空,给人以无穷的启示、无尽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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