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史讲稿

时间:2021-4-29 作者:材料狗

中国共产党党史讲稿?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文化DGM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7.7——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5.8——49.1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 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49,10——56.1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七.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57.1——66.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DGM”的发动。
    八.“文化DGM”时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DGM”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DGM”,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DGM”的发动。
    WG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文化DGM”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DGM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文化DGM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DGM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九.历史的伟大一转折时期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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